【明報專訊】七十有一的倪匡，說最近交了個好朋友，叫陶傑。
四十八歲的陶傑，1993年從英國回港開筆時，倪匡已經收拾行裝，遠走美國了。
兩個在不同年代以文字征服世界的男人，究竟是怎樣的投契？跟倪匡確認對談的時間地點時，電話那邊，竟然響起陶傑的聲音。我們開始相信，兩個大男人，的確通了電。
滂沱大雨的下午，倪匡先跟記者來到韓培珠主理的「天外天」。啖秘汁凍豆腐與泰式豬頸肉的時候，陶傑來了。兩個大男人見面，就自顧自說個不停。唯有拿出錄音機，記者才有機會發問。
陶：陶傑 倪：倪匡
相識
陶﹕我讀倪先生的第一本書是女黑俠木蘭花的《血濺黃金柱》，那個名搵笨的，什麼黃金柱，原來柱上掛了名畫就是黃金柱。還有什麼神秘高原，說下面那條河有很多鑽石，去到尾，原來是日落太陽閃下閃下。
但過程很好看，布局很好，簡潔淺白，還有敘事技巧，那時我念小學五、六年級，中文就是從倪先生的木蘭花裏學回來的。
倪﹕在美國，我一日不看你的文章，一日不安樂，起第一件事，就是開電腦上網看。最初「黃金冒險號」在《明報》嘛，我還特地叫倪震幫手訂閱一年，但訂了一個月你就無寫，我還問倪震可否退錢。
陶：倪先生可以幾十年不露面，一直到80年代才變公眾人物，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樣的。後來看到沈葦窗編的《大成》月刊，說倪先生在上海的弄堂玩陀螺、玩飛鏢，那時是1975年左右。入邊一句話說「一晃眼30年過了」，嘩，我心想，這個倪先生並不是很老，那是小孩子的玩意，算來才四十多歲，即是代表他閱歷、想像力很豐富，一世人起碼活了三、四世人的生活經驗。
見面
倪：去年見到他，我們好似老友一樣攬住。那次方逸華在清水灣請食蟹。
陶：其實我認識他已三十幾四十年，你不知罷了。那時我第一次見他，但我已經覺得我完全熟悉這個人。他的木蘭花與衛斯理，我全看過了，一直看到非人協會、衛斯理六年冰凍之後復出呀，到後來去了英國就少了。
倪：我們通過文字已經有認識了。
陶﹕有一種小說與戲劇角色，一直不出場，四周的人談論他。蔡瀾、黃霑在我面前講這個人，加上我看他的小說，真像《碧血劍》中的金蛇郎君。我對這個人幾了解，認識了也沒令人失望。
倪﹕現在這個社會很難得，我反共他也反共。我見過共產黨，知道佢衰嘛，他未見過怎麼知道？但他通過各方面了解，博學、看得書多，將各方面集合，知道這些是不對的。
陶﹕全國幾億人，個個拿毛語錄，我細個七、八歲都知不對，是癲的，望望周圍的大人，個個信得眼淚直流。我問一下都不行，媽媽一巴便摑過來。後來我常常想，為什麼這個文革不會發生在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國，為什麼偏偏在中國找到，所以我想不止一個政權、一個領袖的問題，像植物，這一定跟土壤有關係，土壤有問題，民族性有問題，當然土上那堆東西是有問題，但沒這種土，出什麼呢？……(下刪數百字，倪匡與陶傑談起中國、共產黨便沒完沒了)
投契
倪﹕我佩服他的見地。很多我心裏的話，我腦裏表達了三、四十年，但我的文字表達不出來，一看見他文章這樣，嘩！我常常叫「老婆老婆，你看你看，陶傑今日這樣說」，她知道我說了幾十年啦，發牢騷在罵，聽慣了。看到他的文章，嘿，真是一瀉千里，只是你兩個女孩子(指記者)，我不便打譬喻，哈哈哈，真是痛快到極點。
陶﹕倪先生的性格很鮮明，沒那種矯飾，赤子之心、童真保留到70歲，這個在中國人社會是沒有的。他立即發作，拍案而起，有一種中國古代名士的作風，竹林七賢就是這樣。
倪﹕做朋友，最少要見解一樣。志趣不相投自然會生疏。我跟一個電影導演以前幾好朋友，日日見面，後來他去投共，就沒來往了。投共也不緊要，他不應一面投共，一面做對不起朋友的事。
投共前，他在另一個朋友辦的反共雜誌上，大罵國民黨當局，朋友辦那個雜誌跟國民黨關係很好嘛，一看那個朋友寫的，以為他平時反共，沒所謂啦，批評一下國民黨。他卻今日發表，明日投共。
當然投共二字，我用得比較嚴重一點，他都不算投共。(記者問：嚴格來說不算？)
普通來講都不算。
那時一班文化學術界朋友，三、四十人，組織了一個俱樂部，其中一個成員忽然回去大陸，那時我說要開除他，無人同意我，我自己退出咯，哈哈哈。他們說我太偏激，不過去去大陸，我不理，總之去大陸就是投共，道不同不相為謀。
陶﹕香港的朋友，建立在利益關係基礎，好朋友的英文是soulmate，即靈魂的交流，一般來說識於小時候，有人說出來社會工作便很難。我覺得跟倪先生好像在小學、幼稚園已相識，他這個人很innocent、很真性情，我們變了很投契。我很欣賞這些剩番很少的、大鳴大放的性情中人。不過，倪先生人緣未必好。
倪﹕我很極端，鍾意我的人很鍾意我，憎我的人好憎我。有些人嬲我幾年，我都不知道他幹嗎嬲我，我說你要話我知，我不明的，我好木，無咁聰明。
陶﹕這個世界你不用刻意得罪人，有些性格、有些見解，就自然得罪很多人，再加上如果你有得撈，又得罪人。
倪﹕我那時寫過篇雜文，第二流的人不用嬲第一流的人，因為第一流的人死光了，你也不會變第一流的人，你永遠是第二流的。
越界
倪﹕我差不多40年前寫過一篇文章：「為什麼不能自由吸毒？」
陶：對呀，Friedman(佛利民)是這樣說的，他是絕對自由主義者，提出同性戀合法化，娼妓合法化。
倪：是嗎？原來Friedman說過嗎？佛利民原來這樣開通，那時看他的經濟理論我完全不明。
那時沒人敢登呀。送到任何一間報館都退回來。他們理由好怪，說因為毒品太貴，吸不到毒的會去搶。合法化就不那麼貴了，意志力不強的人才吸毒，人那麼多，淘汰一下那些吧。
陶﹕11億人口，自然有天才，也有些天生有暴力基因，任你怎教都教不好。生孩子是抽獎，這粒精子游慢一點，旁邊那粒上了去，你說有沒有命數？我信有。所以那些意志力軟弱，明明告訴你這樣會死，你還要吃的人，由他吧。人遲早死，你快樂一把就死，也不錯呀。
倪﹕我什麼都試過，我連白粉都試過。
陶：不是吧？我以為你只抽過大麻。
倪：哈哈哈，大麻是小兒科。差不多50年前，是《真報》記者帶我去九龍城寨，追龍、用錫紙，食完之後飄飄然，坐在馬路上邊，很清醒呀。我看那些人咁鬼蠢，勞勞碌碌幹什麼？試過兩次。後來讓陸海安(《真報》總編輯)知道，他說再試一次會上癮，不要啦。
陶﹕吸毒是神學問題，撒旦提供的誘惑，永遠比上帝開出的期票，更加吸引人。那是意志力的問題，你可以越界過去看一看，即刻回來就可以，到最後覺得那邊好玩，可以留下，但要理性問清楚自己。
記者：你試過越界去哪裏？
陶﹕啊，都有少少啦，但那些不講啦，我又沒倪生的經歷多。
查良鏞
陶﹕我喜歡忘年朋友，大我一輩最好，因為我有東西可學。
記者：倪匡以外還有誰？
陶：我不敢高攀啦……有很多，例如查先生(查良鏞)也很厲害，但查先生沒倪匡率直，含蓄一點，跟查先生溝通用另一種方法，像傾佛偈，聽得出幾多就幾多，好考人IQ。
倪﹕是很累的。
陶：很累？當跟他捉圍棋好了。
倪：我不覺得像傾佛偈，我不明就以不變應萬變，總之是那三招，直來直去，不明問到明為止，你講不明、我不明你，也就別怪我。
陶傑說﹕「其實我所講的一點不新，胡適、林語堂、魯迅、柏楊，全部講的比我還激，有什麼問題？但有些人魯迅就崇拜，現在有個魯迅翻生就驚啦。」倪匡答﹕「魯迅中國民族性鬧得緊要過你，你都好委婉。」
問被指言論偏激的陶傑與倪匡，是否四處樹敵，陶傑說﹕「邊個care？董先生夠好人啦，有六百萬人都是敵人，一想到這些會否看開一點？」倪匡笑﹕「董生真是冤枉，什麼都算在他頭上。」
在老牌導演朱牧的太太韓培珠主理的天外天，倪匡與陶傑有一番「天外有天」的對話。
倪匡的書在內地極暢銷，他卻沒追收過版稅，他說﹕「我覺得『得不到』跟『損失』不同，我已經得到的失去了是損失，但我得不到的就是得不到，沒有就沒有。人出生時什麼都沒有，所以算起來沒有損失的。」
採訪﹕陳詠詩、江穎欣
編輯：余佩娟
後記——倪匡的妹妹豬 2006年12月1日
【明報專訊】對談至尾聲，倪匡的電話響起，原來倪太跟女兒要來接他。掛線後，倪匡俏皮地給記者看來電顯示：「妹妹豬」。誰是妹妹豬？以為是他剛回港度假的女兒倪穗。倪匡答：「倪太咯。那次和女兒一起去機場湊老婆，我很開心，叫妹妹豬，女兒叫我不要叫了。」真是令人羨慕。他忍不住補充：「我個名更嗲，但不說了，說出來讓你們取笑。」
陶傑說﹕「他太太很好，像放紙鳶，線放得很長很長，不用害怕，因為你要知道身為中國人，一夫一妻制，是最崇洋、最忘本的制度，中國人是應該多妻妾的。」
選妻也要一個放長線的？「當然啦，女人永遠無法明白男人為什麼要去嫖妓。」
男人一定要嫖妓嗎？陶傑迅速回答：「不一定，我就不嫖妓，但無人信。這樣令我很憤怒。香港男人到四十歲，自動被女人將他定性為一個資深嫖客，因為周圍的死人珠江三角洲、東莞，在這種環境，沒理由不召妓。」倪匡哈哈笑：「幾冤枉，那不如召。」
